《古文·指南录后序》鉴赏

古文·指南录后序

文天祥

德祐二年⁽¹⁾正月十九日，予除⁽²⁾右丞相兼枢密使⁽³⁾，都督诸路军马。时北兵⁽⁴⁾已迫修门⁽⁵⁾外，战、守、迁皆不及施。缙绅⁽⁶⁾、大夫、士萃⁽⁷⁾于左丞相府，莫知计所出。会使辙交驰⁽⁸⁾，北邀当国者相见，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⁽⁹⁾。国事至此，予不得爱身; 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。初，奉使往来，无留北者，予更欲一觇⁽¹⁰⁾北，归而求救国之策。于是辞相印不拜⁽¹¹⁾，翌日，以资政殿学士行⁽¹²⁾。

初至北营，抗辞慷慨⁽¹³⁾，上下颇惊动，北亦未敢遽轻吾国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，贾余庆献谄于后⁽¹⁴⁾，予羁縻⁽¹⁵⁾不得还，国事遂不可收拾。予自度不得脱，则直前诟虏帅⁽¹⁶⁾。失信，数吕师孟叔侄为逆⁽¹⁷⁾，但欲求死，不复顾利害。北虽貌敬，实则愤怒。二贵酋⁽¹⁸⁾名曰馆伴⁽¹⁹⁾，夜则以兵围所寓舍，而予不得归矣。

未几，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; 北驱予并往，而不在使者之目⁽²⁰⁾。予分当引决⁽²¹⁾，然而隐忍以行。昔人云：“将以有为也。”至京口⁽²²⁾，得间奔真州⁽²³⁾，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⁽²⁴⁾，约以连兵大举。中兴机会，庶几在此。留二日，维扬帅下逐客之令⁽²⁵⁾。不得已，变姓名，诡踪迹⁽²⁶⁾，草行露宿，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⁽²⁷⁾。穷饿无聊，追购⁽²⁸⁾又急，天高地迥，号呼靡及⁽²⁹⁾。已而得舟，避渚洲⁽³⁰⁾，出北海⁽³¹⁾，然后渡扬子江，入苏州洋⁽³²⁾，展转四明、天台，以至于永嘉⁽³³⁾。

呜呼! 予之及于死者⁽³⁴⁾，不知其几矣! 诋大酋⁽³⁵⁾当死; 骂逆贼⁽³⁶⁾当死;与贵酋处二十日，争曲直，屡当死;去京口，挟匕首以备不测，几自刭死; 经北舰十余里，为巡船所物色⁽³⁷⁾，几从鱼腹死⁽³⁸⁾; 真州逐之城门外，几彷徨死; 如扬州，过瓜洲⁽³⁹⁾扬子桥⁽⁴⁰⁾，竟使遇哨，无不死⁽⁴¹⁾; 扬州城下，进退不由，殆例送死⁽⁴²⁾;坐桂公塘⁽⁴³⁾土围中，骑数千过其门，几落贼手死; 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⁽⁴⁴⁾; 夜趋高邮，迷失道，几陷死⁽⁴⁵⁾;质明⁽⁴⁶⁾，避哨竹林中，逻者数十骑，几无所逃死; 至高邮，制府檄下，几以捕系死⁽⁴⁷⁾;行城子河⁽⁴⁸⁾，出入乱尸中，舟与哨相后先，几邂逅死，至海陵⁽⁴⁹⁾，如高沙⁽⁵⁰⁾，常恐无辜死; 道海安、如皋⁽⁵¹⁾，凡三百里，北与寇⁽⁵²⁾往来其间，无日而非可死;至通州⁽⁵³⁾，儿以不纳死; 以小舟涉鲸波⁽⁵⁴⁾出，无可奈何，而死固付之度外矣! 呜呼! 死生，昼夜事也⁽⁵⁵⁾; 死而死矣⁽⁵⁶⁾，而境界危恶，层见错出，非人世所堪。痛定思痛⁽⁵⁷⁾，痛何如哉!

予在患难中，间⁽⁵⁸⁾以诗记所遭，今存其本不忍废，道中手自抄录： 使北营，留北关外，为一卷; 发北关外，历吴门、毗陵⁽⁵⁹⁾，渡瓜洲，复还京口，为一卷; 脱京口，趋真州、扬州、高邮、泰州、通州，为一卷; 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⁽⁶⁰⁾，为一卷。将藏之于家，使来者⁽⁶¹⁾读之，悲予志焉。

呜呼! 予之生也幸，而幸生也何所为⁽⁶²⁾? 求乎为臣⁽⁶³⁾，主辱臣死有余僇; 所求乎为子，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⁽⁶⁴⁾，有余责。将请罪于君⁽⁶⁵⁾，君不许; 请罪于母，母不许。请罪于先人之墓，生无以救国难，死犹为厉鬼以击贼，义也;赖天之灵，宗庙之福，修我戈矛⁽⁶⁶⁾，从王于师，以为前驱，雪九庙之耻⁽⁶⁷⁾，复高祖之业⁽⁶⁸⁾，所谓誓不与贼俱生，所谓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⁽⁶⁹⁾，亦义也。嗟夫! 若予者，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。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⁽⁷⁰⁾，予虽浩然无所愧怍⁽⁷¹⁾，然微以自文于君亲⁽⁷²⁾，君亲其谓予何! 诚不自意，返吾衣冠，重见日月⁽⁷³⁾，使旦夕得正丘首⁽⁷⁴⁾，复何憾哉! 复何憾哉!

是年夏五⁽⁷⁵⁾，改元景炎⁽⁷⁶⁾，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，名曰《指南录》。

〔注释〕(1)德祐二年：公元1276年。德祐：南宋恭帝年号。是年元兵掳恭帝而去，文天祥等在福州立赵昰为帝，即端宗，改元景炎。(2)除：委任官职。(3)枢(shu)密使： 掌管国家兵权的官。(4)北兵： 指元兵。(5)修(xiu)门： 首都的城门。本指战国时楚都郢城门，这里指临安(杭州)城门。(6)缙(jin)绅： 大小官员。(7)萃(cui)： 聚集。(8)会：当时。辙： 车迹，借代车。(9)纾(shu)： 解除。(10)觇(chan)：察看。(11)不拜： 不就职。(12)翌日： 次日。资政殿学士：官名，是宋朝宰相级的荣誉称号。(13)抗辞慷慨： 抗争的话激昂慷慨。(14)吕师孟：时为兵部侍郎，内奸。构恶： 结怨。贾余庆： 官同签书枢密院事、知临安府，文天祥辞相后任右丞相。德祐二年和文天祥一同出使元军，后向元军献策，囚禁文天祥。(15)羁縻(mi)： 扣留、软禁。(16)诟(gou)：骂。虏帅： 指元军统帅伯颜。(17)数(shu)： 数说，揭露。(18)贵酋：指元军头目。(19)馆伴： 陪伴外使的官员。(20)目： 列，名单。(21)分当： 理当。引决： 自杀。(22)京口： 今江苏省镇江市。(23)间： 空隙。真州： 今江苏省仪征县。(24)阃(kun)： 受命在外的统帅。(25)维扬：扬州，即现今江苏省扬州市。(26)诡踪迹： 隐蔽踪迹。(27)长淮间： 淮河以南地区。(28)追购： 悬赏捕捉。追： 追捕。购： 悬赏捉拿。(29)迥(jiong)： 远。号： 大呼。靡： 无。(30)渚(zhu)洲： 江中的沙洲。(31)北海： 指黄海。(32)苏州洋：现在上海附近一带的海域。(33)四明：今浙江省宁波市。天台： 今浙江省天台县。永嘉： 今浙江省温州市。(34)及于死者： 到达死的边缘。(35)诋大酋： 指骂伯颜。(36)骂逆贼：指骂吕师孟叔侄。(37)物色： 搜寻。(38)从鱼腹死： 葬身鱼腹。(39)瓜洲： 现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靠近长江处。(40)扬子桥： 在扬州市南十五里处。(41)竟： 假使。哨： 元军哨兵。(42)殆： 几乎。例：类乎。(43)桂公塘： 在今高邮县境内。(44)巡徼(jiao)：巡逻的哨兵。陵迫： 凌侮迫害。(45)陷死： 陷入淤泥而死。(46)质明： 黎明。(47)制府檄下： 制置司府捉拿(文天祥)的公文下来了。制府： 指的是淮东制置使的官府。(48)城子河： 在今高邮县东南。(49)海陵： 今江苏省泰州市。(50)高沙： 在今高邮县西南。(51)道： 经过。海安、如皋： 均在今江苏苏北境内。(52)寇： 土匪。(53)通州： 今江苏省南通市。(54)鲸波： 巨浪。(55)死生，昼夜事也： 生死犹如昼夜一样，是很平常的事。(56)死而死矣：死了就死了。(57)痛定思痛：痛苦过后追想痛苦。(58)间： 间或，有时。(59)毗(pi)陵： 今江苏省常州市。(60)三山： 今福建省福州市。(61)来者：后来的人。(62)幸生：侥幸生存。(63)所求乎：语见《礼记·中庸》，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; 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; 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; 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，未能也。”僇： 罪。(64)父母遗体： 指自己的身体。殆： 危险。行殆： 指轻冒危险。《礼记·祭义》： “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。”(65)请罪：请求处分自己的未死之罪。(66)修我戈矛： 整修武器。语见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： “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” (67)九庙之耻：指皇帝祖宗的耻辱。九庙： 皇帝立九庙祭祀祖先。(68)高祖： 指宋太祖。(69)誓不与贼俱生……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： 语出诸葛亮《后出师表》，“先帝虑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，故托臣以讨赋也。……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 (70)委骨：弃骨。(71)浩然无所愧怍： 行为光明，无所惭愧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 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 。《尽心上》：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。” (72)文： 文饰，掩饰。(73)衣冠： 衣冠之区，指宋的统治地。日月： 喻帝王帝后。(74)得正丘首： 狐狸死于他地，头对着自己的窟穴，喻为死在故乡之地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： “古之人有言曰： 狐死正丘首，仁也。” (75)夏五： 夏五月。(76)改元： 改用新年号。景炎：宋端宗年号。

〔鉴赏〕《指南录后序》是文天祥为自编的诗集《指南录》所作的一篇序文。《指南录》是作者呕心沥血记述自己坚持抗元爱国斗争的一部史诗。在这部史诗的前面，作者曾写有《自序》; 在各首诗的前面，又多有《小序》，所以本文称《后序》。

《指南录后序》写于宋端宗景炎元年(1276 )夏五月，文天祥从永嘉(今温州)到达三山(今福州)的时候。当时的形势是： 元统治集团大举南进，南宋政权面临着覆灭的严重危机; 文天祥逃归南宋，重整旗鼓，开始后期的抗元军事斗争，希望得救于万一，使南宋走上“中兴” 的道路。为了激励自己，鼓舞同志，昭示后人，文天祥总结了几个月内血泪交织的奋斗史，写出这篇感人至深的序文。此文集中反映了文天祥被元统治集团扣留前后的生活和思想。它追叙了作者在国家危急关头出使抗敌的英雄气概，以及逃归途中备受艰辛、九死一生的顽强斗志，从而深刻地表现了作者不畏强暴、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南宋爱国军民抗击元统治集团的历史画卷。从叙述的层次看，全文可分三个大段落。

第一大段，以前后串叙的方式，记述自己出使元营而被扣留和逃脱南归的经过。先写当时的形势和出使的动机; 次写他在元营中坚持斗争而被扣留的概况; 再写被押北行和脱险南归的经历。由于南宋王朝昏聩无能，对敌妥协屈服，一再退让，对内信任权奸，压榨人民，致使元军长驱直入，猖狂无忌。德祐元年(1275)十一月，元军分三路进犯，伯颜率中军约期会师临安。当时南宋的兵力，在临安还有勤王兵三、四万人，连同原有驻军，尚可抵抗。文天祥、张世杰主张背城血战，命李庭芝、姜才坚守扬州的军队截断孤军深入的元兵归路，万一战败，再守闽广。可是丞相陈宜中等反对这一计划，数次派员到元营请和，都遭拒绝。德祐二年(1276)正月十九日，元兵进迫临安城外。伯颜要陈宜中去商议投降事宜，而心怀鬼胎的陈宜中，一则想逃避投降责任，二则想另辟地盘，独揽政权，所以当夜私自带了二王(恭帝的两个小弟弟，益王昰，广王昺)逃往永嘉(温州)。张世杰也率领队伍退出临安。文天祥的勤王兵驻扎在富阳，一时不及调动，所以“战、守、迁皆不及施” 。昏庸的恭帝这时才任命文天祥为“右丞相兼枢密使” ，并派他去元营议和。当时元兵铁骑蹂躏了大半个中国，他们仗着战胜的余威，勾结汉好里应外合，想以压倒的优势收拾南宋小朝廷。在这岌岌可危的形势下，文天祥毅然“辞相印不拜” ，挺身而行。他的计谋是： 推翻前议，重起炉灶，作“外交” 方式的斗争，希望成功于万一; 即使不成功，还可以了解敌情，再筹划对付的策略。文天祥到了元营，不承认投降，只讲是商量。他义正辞严地对伯颜说： “讲解一段乃前宰相首尾，非予所与知。今大皇以予为相，予不敢拜，先来军前商量。” “尔前后约吾使，多失信。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，宜退兵平江或嘉兴，俟讲解之说达北朝，看区处如何，却续议之。”伯颜拒绝文天祥的提议，文天祥进一步警告他：“若欲毁其宗庙，则两淮、两浙、闽广尚多未下，穷兵取之，利钝未可知。” “南北兵祸不已，非尔利也。”从和战利害上详作分析，使对方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。伯颜派人劝降，并许以高官厚禄，文天祥断然拒绝，使“二贵酋” “为之愕眙不能对” 。利诱不成，伯颜又以死相威胁，文天祥毫无畏惧，说：“吾南朝状元宰相，但欠一死报国，刀锯鼎镬，非所惧也。”因此，“上下颇惊动，北亦未敢遽轻吾国”。这时，假使内部有充分的防御作“外交”的后盾，未尝没有一线生机，无奈南宋统治者一心想屈膝投降，因此，文天祥的“外交”斗争也就失败了。伯颜软禁了文天祥，使之“不得归”。当文天祥知道元兵已进入临安，逼宋恭帝正式降元时，他悲痛几绝，觉得“国事遂不可收拾”，不但不能救国，而且“自度不得脱” 。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，他“直前诟虏帅” ，“但欲求死”，以死报国。文天祥的这次出使，一反以前南宋使节奴颜婢膝、隐忍求全的作风，连敌酋也不得不“相顾动色，称为丈夫” 。正因如此，宋恭帝率领百官降元以后，伯颜还怕再生变化，特别疑忌文天祥。所以，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名义到元都请降时，伯颜就命押解文天祥北行。文天祥预料自己迟早难免一死，但决不坐以待毙。他抱着“将以有为”的乐观态度，想在未死之日用尽方法坚持斗争，力图挽回危机。所以，到京口时，他寻得机会脱逃，直奔真州。他原想就近鼓动淮西夏贵、淮东李庭芝共同抗敌，但夏贵已在前几日投降，而李庭芝又误信谣传，命令真州守将杀掉他。文天祥想挽回危局的希望又落空了。后来他在通州听说二王已经脱险，并建府永嘉，就马上辗转前往。见到端宗(赵昰)，即在浙闽一带招集部众，积极展开抗元斗争，使南宋抗战声势为之一振。文天祥这段从辞相出使、脱险南归到再起抗元的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，充分显示出我国历史上爱国政治家富贵不能淫、贫贱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质。

文章的第二大段，以列举事实的方式，集中叙写历经艰险、九死一生的遭遇。文天祥联络两淮将领再起抗元的计划失败后，即千方百计地设法逃出敌人占领区，力争安全到达是、昺二王的所在地。当时的景况是一般人难以忍受也难以想象的，不仅有敌人的追捕，有自己人的误会，还有恶劣环境的折磨，而他身边的随员又不断减少，有的牺牲，有的走散，最后只有杜浒等十几人不忍离开，坚持苦战。在出没于兵荒马乱之间的艰难历程中，文天祥含辛茹苦，忍辱含垢，“及于死者，不知其几”。但他不畏死，也不轻易死，以惊人的毅力历尽了“层见错出”的艰难险阻。为了挽救祖国，他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。能幸存，则为国战斗; 遇不测，则以死报国。所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，不论遇何等的危险，他毫不动摇，也不灰心丧气，而从容若定，守正不阿。这一段文章总共不到三百字，而作者以并列的句式，一连写了二十多次“死” ，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环境的险恶和危急程度，更突出地表现了文天祥为国求生的顽强斗志。这种斗志正是作为一个爱国英雄所必须具有的可贵精神的组成部分。

文章的第三大段，以集中概括的方式，抒写热爱国家的深厚感情。这可分三层：即说明自编诗集的经过，表露坚持斗争的复杂心情，交代作序的时间和诗集的名称。为了保卫祖国，文天祥不仅在战场上用武器狠狠打击敌人，在敌营里以口舌折服敌人，而且在南归的“患难中” ，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停止过战斗，而有意识地“以诗记所遭” ，用笔墨来讨伐敌人。这些诗不是一般地叙事抒情，也不是寄情山水的咏叹，而是用血泪灌注的篇章，是直接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的战斗武器。作者深信，即使“杀我混同江外去，岂无曹翰守幽州” ，“若使无人折狂虏，东南那个是男儿” ! 所以他“道中手自抄录”而“不忍废” ，并且自编成四卷“藏之于家” ，作为对“来者” 坚持奋战的至诚鼓励。

为了申述为国求生、坚持奋战的精神，作者接着专以一节文字集中倾吐了自己的复杂心情和思想根源。这既表现了文天祥爱国思想的历史价值，也暴露了其明显的阶级级局限。南宋时期，蒙古贵族统治集团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，以落后的生产方式扩张势力，疯狂地进犯南宋。据史料所载，他们在南犯过程中，“数千里间，杀戮皆尽，城郭邱虚，金帛子女，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，屋宇悉皆烧毁” 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到极大的破坏。文天祥作为南宋统治集团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，始终不渝地反对投降，坚持抗战，“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” ，“生无以救国难，死犹为厉鬼以击贼” 。这对那些卖身求荣、苟且偷生的投降派是有力的鞭挞，对蒙古贵族统治集团的猖狂进犯、阴谋诱降是沉重的打击。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愿望，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。但是，文天祥的这种爱国思想，明显地打着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。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，为了维护南宋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投身于抗元斗争的。他坚持抗战，“誓不与贼俱生” ，是为了坚守“主辱臣死”的封建气节，这种与忠君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爱国思想，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民族压迫、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因此，他无法认识也不可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力量，他所领导的抗元斗争，最后也只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。

本段的最后一小节，短短几句话，收结全文，这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，它交代了写作的时间，呼应了全文的开端，点明了文章的题目，同时作者隐括其《扬子江》诗句“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”，作为其南归途中纪行诗集的名称，再次表明了自己忠于南宋、“不二其心”的坚定意志和全文的中心主旨。

《指南录后序》长期以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，固然与其思想内容有关，同时它较为成功的艺术表现也使之增强了感染力量。重点突出，详略分明，是本文艺术手法的明显特点之一。因为这是一篇序文，很多事实已由诗集表达过，序中就无须一一详作说明; 但是作为一篇独立成篇的文章，又要给人一个全面的印象，所以作者以时间的发展和人事的顺序为线索进行叙述，有头有尾，有详有略，结构完整但不平铺直叙，层次清晰而又重点突出。凡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就详写，小事就不写或少写。出使敌营，尽管只有一两天，却把事前的情势和计划以及当时对付敌人的实际情况都写到; 可是自己被羁縻二十日之久，怎样与“馆伴”争辩和受了什么痛苦就只一两句话带过。因为前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是大事; 后者仅属个人品德，是小事。对敌人，重事不重人，只写“虏帅” 、“二贵酋” ，不著姓名，含有鄙视的意思。对内部重在揭发吕师孟、贾余庆两个罪大恶极而又恬不知耻的大汉奸，其他无足轻重的胁从分子就略而不叙。

夹叙夹议，感情恳挚，是本文艺术表现的又一显著特点。这是一篇记叙文，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意味。从头到尾，寓抒情于叙议之中，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包孕着真切的感情，没有一句话不流露着坦白的胸怀。具体分析起来，则文章的前半部分，主要是叙事，在叙事中也寓有抒情; 后半部分主要是抒情，在抒情中也夹有叙事，于适当处又插入议论。文章第一节在叙述出使“北营”的客观原因的同时，又抒写了自己的主观愿望。第二节叙述自己已知“不得归矣”的处境时，又抒发了“隐忍以行” 的心理活动。第四节在追叙历遭危恶境遇之后，深沉地写道： “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! ” 这既是对历险经过的概述和感慨，也是一种含有哲理意味的论断。第六节在集中地抒发自己南归的深沉感情之后写道：“使旦夕得正丘首，复何憾哉! 复何憾哉!”悱恻悲壮，令人感动。作者就是这样巧妙地将叙事、抒情、议论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融为一体，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。语言简练，文笔流畅，是本篇艺术表现的再一个显著特点。全文用词造句简明精练，生动自然，句式奇偶多变，声调抑扬顿挫。当气愤填膺、感慨激动时，就奔放激越，不可遏止;而奔放流注之中，有的一言两语，戛然煞住，有的滔滔直泻，气势磅礴。遇着用意较深，不便明说之处，就下笔含蓄，用最简洁的词句，表现很复杂很细致的感情。这些写作技巧的成功运用，使作者血泪交织的爱国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，也打动着读者的思想感情。